关于满洲工人运动的回忆
王守贤
一、前 言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河北省委曾多次组织、派遣北平青年学生(包括学生中的党、团员)，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我是1932年7月被派去的。一行九人，除了一人是农民干部外，其余都是学生，由河北省委军委夏尚志同志带队。九人中有东北籍的三人：夏尚志，吉林省大赉县人，北平中法大学学生；张甲洲，黑龙江省巴彦县人，党员；丁兆阳，黑龙江省安达县人，革命青年。河北籍三人，姓名忘记了，都是团员，保定人，回族，北平河北师范学校的学生，因参加罢课被开除；山东一人，姓张，农民出身，年龄最大，是做过多年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山西二人，就是我和关有为同志。关有为到东北后，化名魏名胜，到抗日游击队后，又改名魏拯民。曾担任过抗日联军第二军政治委员、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烈士馆有他的传略。我是出于对日寇侵略东北的极端愤恨，向组织申请去的。
我们剃成光头，穿上大褂，装扮成商人，准备了盘查对词。从北平分散上火车，乘船到营口。在沈阳住了三天，留下夏尚志和河北三位同志去山林队(队中有共产党员)。领头人称“七王爷”，在辽阳县十里河。其余的人去哈尔滨找满洲省委。头两天，联系不上，准备乘船去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可是下江还在打仗，船不开航，等到第五天，找到了省委。在这个时候去东北，很容易引起人们疑问，坐车、住店盘查很严。我和关有为行住在一起，就说在家没法生活，投亲戚，闯关东，找条出路。
省委派冯仲云同志分别同我们接头、谈话、分配工作。把我留在哈尔滨总工会，其他同志派去农村，做抗日武装工作。此后一直到1934年1月16日我被捕以前，都是在工会工作。
在这期间，我担任哈尔滨总工会和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的领导人。现在，除我和王景侠同志外，其余都已去世，我有责任补述这段历史，并纪念牺牲了的同志。当时东北党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组织东北广大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压迫和屠杀。但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东北工作过去遗留的问题不少，因而对工人运动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的这篇回忆录，真实地介绍我在1932年7月至1934年1月间的经历。对于工会工作，对于共同工作过的同志，我要多介绍几句，以便保存历史资料。由于年代较久，又因为当时是地下工作，个别情况可能记述得不够清晰，但基本事实却没有误记。
二、初到哈尔滨工会
冯仲云同志把我介绍给“北杨”同志。有人叫他金伯阳，也有人叫他“小金”。其实他的真实名字是金永绪，旅顺人。东北烈士馆有他的传略。他是省委委员，分工领导职工运动。他分配我在哈尔滨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向我介绍了工作情况，又把我介绍给哈尔滨总工会老范同志。
北杨工作积极，对人热情诚恳，从谈话中看出他很了解工人情况。他有地下工作经验，对周围环境很机警。身高体壮，很象工人，他表面身份是轮船上的二车。他姓金，又会一些日本话，有时伪装朝鲜人。
当时总工会只有老范一人，名字记不得了，老家是山东黄县人。原是道外十八道街毛毯厂工人，脱产工作半年多了。为人诚实，文化低，办法少。当时总工会负责人叫党团书记，不叫主席。我去了，也仅有三人。在我之前，曾有一位同志，负责组织工作，不知什么原因不做工会工作了。以后两个月的工会工作，就是北杨、老范和我三人。可见工会干部的缺乏。
工会会员在电车工人、中东铁路工人，皮鞋工人、印刷工人、烟草工人中较多，但也只是十几个人至四十余人。其他工人中只有少数会员，工会组织是薄弱的。
我先在道外北头道街一个小客栈住了几天，随后和三个皮鞋工人住在道里森林街花园东边的一个小马车店内。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他们上工，我出去工作，晚上交谈皮鞋工人情况。住了近一个月，下雨房子漏，搬到了“偏脸子”二道街。
我一到工会，正赶上印刷厂工人罢工，北杨让我也去。虽说我在北平做过北宁铁路工人的工作，但是不懂罢工斗争，工作上只听北杨布置。
三、印刷工人罢工
我到工会时，印刷工人已经开始罢工了，是道外正阳街四家印刷厂工人的联合罢工。这几家工厂，都是十几个人的小厂，工资低，工时长达十一、二小时。工人说：“吃了饭，就上机，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虽说使用机器生产，还要用脚踏，手还不能耽误纸，搞得体力脑力相当紧张疲劳，工作很累。工人早就提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厂方始终不答应。这次罢工的起因，是有个厂开除了一名工人，于是四个厂子的工人商议，联合起来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不准打骂和开除工人等六条要求。
印刷工人的特点是，有文化，了解国家和社会问题，容易接受革命道理，又是机器生产，有组织性。但是一些老工人，多半参加过黄色工会，青年工人和学徒，又多是投奔厂主来的老乡、亲戚，这些复杂情况，增加了罢工、斗争的困难。
罢工后，有六、七名工人搬出厂房，住在道外承德街路东一个洋房的顶楼上。我们到这里和他们联系。罢工工人中有我们的会员，也有黄色工会的会员。黄色工会的一个头头姓黄，是印刷工人，和我们一起领导了这次罢工。但是他对我们有戒心。他只谈解决工人的经济问题，不谈抗日和工人前途，对厂方态度较为和缓。这对工人的罢工热情有所影响。
厂方采取多种手段要工人复工。声言不复工就开除，另雇工人。在工人中利用同乡关系，分化瓦解罢工队伍。还向工人欺骗，说什么买卖不好，好了就给增加工资等等。我们针锋相对，在工人中进行坚持斗争的教育，还动员会员说服其他厂工人不到这几个厂来做工，讲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道理。
罢工半月之久，有两个工人中途动摇，到道里一面街另一个印刷厂做工去了。其他工人，厂方允许改善待遇，也复了工。被开除的一个青年工人自找地方走了。事后厂方给工人增加了两元哈洋(一哈洋合大洋八角)工资，徒工待遇也有改善，不敢象以前随意欺压了。这次罢工虽有部分胜利，但不是在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答复了全部条件以后复工的，因而对工人的教育不大。哈尔滨印刷厂多是这种小厂，虽然多数厂有工会会员和小组，但未组成统一工会。
四、难民工作
1932年8月中旬，松花江发大水，淹了哈尔滨道外、道里、偏脸子。水势很大，损失严重，淹死多少人，已无法统计。有楼房的上了楼，道外街内行船。住平房的市民来不及走的搬到南岗一带，搭个棚子住下。许多人无家可归，财物损失不计其数，贫苦市民和工人，生活无着无落。
日本帝国主义是1932年2月5日侵占哈尔滨的，此时才半年之久，江北呼兰县境内还在和我抗日武装作战。面对这种情况，日寇很怕社会秩序混乱，更怕难民和抗日军队联合起来。他们采取了收买、欺骗和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应付这场水灾。先设了几个难民所，给饭吃，给地方住，去报名，就收留，把无处存身的难民先安顿下来。难民所一个设在南岗文庙(也许在极乐寺，记不清了)，一个设在南岗东省特区第一女子中学校。后来中东铁路在马家沟(南岗下坎)修了很大的一个难民所，可容两千余人。实际上难民很多，这几个难民所并不能解决问题，有许多难民流离失所，染病死亡。另一个办法是利用迷信组织，欺骗麻痹群众。抬出“红十字会”宣传发大水是天灾。总会址设在现在的东北烈士馆(应为现在的哈尔滨图书馆——编者)。除中东铁路难民外，都由这个组织出面救济。第三个手段是镇压，到处张贴布告，公布镇压办法。诬陷一个难民抢东西，割下头来挂在南岗“红十字会”对面的树上，示众六、七天。
省委指示：党、团、工会全力进行难民工作，工会工作自然转为组织难民反日。北杨把我介绍给市委书记张贯一(即杨靖宇同志)，由他领导。这期间，我还经常和市委杨一辰(我们叫“大个子杨”)和老张(称他“山东张")联系，几乎天天见面，研究难民工作。就在这时，张贯一同志介绍我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十月间大水退去。北杨告诉我老范不工作了，回到毛织厂去当工人。年底，我去这个厂看过老范，他回厂后也未做工会工作。
我以难民身份出现，住在马家沟难民所．自称是印刷工人。难民们住在学校的教室里，一个教室四、五十人。每天早晚“红十字会”让先念经，后开饭。我向难民讲：“发大水是日伪政权搜刮民财，不修江坝，以致江水出岸，人民遭灾。念经不顶用，纯粹是骗人。”启发难民抵制念经。难民成分很复杂，有手工业工人、有小商人、有写信、算卦、卖艺的、卖书的和唱小戏的等等。一些青年人听得进我的话，不再念经。有些人虽然不相信念经，但不敢公开抵制，只跟着瞎哼哼，甚至念骂他们的话。
饭开始不够吃，喝水也困难。我在难民中活动，要求“吃饱、管水喝”，说“红十字会”领上粮食，不给难民发够。大家纷纷提意见。以后每顿每人发两个大蒸馍。这也是斗争胜利。我说话提意见多，难民们让我小心，说有人注意我。我便转到中东铁路难民所。又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道外工厂工人，成为以后开展工会工作的引线。一个是造船工人，钳工，姓李，大水下去后，他在景阳街一个修船厂做工。一个是手工业工人，铜匠，山西长治人，做铜锣、铜盆，作坊在太古街。一个是铁工厂的徒工，在南马路。他们生活都苦，特别是手工业工人和徒工，工作时间特别长。徒工出入工厂不自由，初一、十五可请假出去一下，时间还不能长了。资本家就怕工人参加工会，很怕工人和共产党有联系，千方百计限制工人行动。他们回厂以后，和我也没断了联系。
难民成分复杂，流动较大，有了投靠就走了。时间又短，虽然我们想成立难民会，也没有办到。大水退后，人们逐渐走了，难民所也就收摊了，我又回到偏脸子，在安平街，租了赶马车犹太人的半间房子住。这—段可以说主要是进行了抗日反满的宣传鼓动工作。
五、老曹同志领导工会
老曹同志是1932年10月来到哈尔滨的。非常遗憾，至今我还不知他的真实姓名，有一份文件上说老曹叫其青①，我要进一步考查。老曹和赵一曼同志是由中央派到满洲省委，领导职工运动的。他们一同到了沈阳，赵一曼同志留在特委做工会工作，老曹先到了哈尔滨。老曹同志意志坚强，到哈尔滨找不到关系，住了近一个月，通过中央联系，才和省委接上头。北杨和我，在道外客店见了他，他以河南药材商人身份住在这里。
老曹同志是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也是全总的负责人之一。全总机构变动以后，把他派来东北，他原是铁路工人，和赵一曼同志都在苏联学习过，他被捕过，受过刑，腿上有伤，走路一拐一拐的。
他代替了北杨领导工会工作，密切了省委对工会的领导。他领我参加过两次省委会议，一次讨论国际和满洲的形势，一次研究工会工作。这两次会议在道外二中王铸同志家召开。
他来后加强了东北工会工作，使满洲职工运动逐步形成有组织有领导，充实了哈尔滨总工会，成立了满洲总工会筹备处，和主要地区的工会建立了联系，曾经计划召开满洲省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满洲总工会。
老曹同志对领导职工有丰富的经验。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如何领导罢工运动》，约有两万字。我看了几遍。从这个材料中，我懂得了罢工的理论和艺术。这个小册子他收回去了，可惜未印出来，也未能留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自他来了，一系列大罢工和斗争都亲自领导。工会中的骨干，他都谈过话。例如电车工会冯鼎铉、王景侠、郭革一、王成栋、黄敏学、霍凌九等都谈过话，有的不止一次。他对我很关心，经常进行秘密工作的教育。他坚持党的原则，但对当时“左”的影响也有所认识，多次对我讲：“党内斗争是残酷的。”
解放后没有打听到老曹同志的下落，问被捕过的同志，都未见过他。在1934年省委被破坏后，赵一曼同志到了珠河游击区。我估计，老曹同志在省委遭破坏时被捕，可能在刑讯中牺牲了。
他和赵一曼同志曾以“夫妻关系”来到东北，住在一起。我们工会中，称他为“老曹”，称赵一曼同志为“小曹”。
六、鹤立岗煤矿工人索欠工资的斗争
鹤立岗煤矿，也称鹤岗煤矿，在松花江下游汤原县，那家煤矿工人受苦是人所共知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为资本家赚钱，十个月不发工资，工人忍无可忍，全体罢工，要求追发工资。矿主说：“总经理部在哈尔滨，那里不给钱，我没钱发。你们要工资到总经理部去”。矿主总以这个理由欺骗工人，拖了半年多不发工资。他们以为鹤岗离哈尔滨千里之远，哪能会去。这样一说，可能就不罢工了。工人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于是1932年11月近千人到了哈尔滨，住在道外小旅店内，准备向总经理部要工资。我们总工会知道后，决定领导这场斗争。总工会和他们过去毫无联系，汤原县委也无介绍。他们是自发来的，没发现有工会领导。我到道外客栈找到工人，了解情况。并说明我们是工人的组织哈尔滨工会，帮助自己弟兄和资本家斗争。并要他们组织起来，有领导，大家一心，才能斗过资本家。在我的活动下，发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我和他们到各小店工人中串连，推选出一些领头人，组成罢工委员会。研究了斗争方法，分析了资本家会如何欺骗，我们应如何和他们说理斗争。规定了到斗争时大家一起去，领头人不发话，大家不散。
斗争这一天的上午，我也装做工人一起去了，老曹同志在道里花园等候消息，进行指挥。总经理部在道里中央大街北头路西，一座二层大楼。工人们包围了大楼，楼下楼上站满工人，工人高喊，让资本家出来，立即发放工资，资本家又骗工人说卖煤钱还未回来，让工人再等些天。我在楼梯上看工人答不上话，讲了几句。但是我的面貌衣着言谈，毕竟和矿工不同，引起人们注意，随即感到这样不妥，应出主意让工人讲话，不要代替工人斗争。坚持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回来研究了对策，又巩固了队伍。第三天又去，资本家答应先发一半工资，随后一月全部发给。斗争取得部分胜利，但当时已近年终，有些工人要回家，有的没有棉衣。一些把头也在工人中活动，说有了钱先回家过年。工人们看到再要也很费力，着急离去，斗争就此结束。
这次斗争的缺点是：我们没有乘胜利的机会，把工会组织起来，起码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把他们介绍给汤原县党组织，以便把煤矿工人的斗争坚持下去，取得全部胜利，建立起矿工工会，壮大汤原武装斗争力量。
七、哈尔滨总工会领导力量的加强
哈尔滨工会很多，而且多为近代产业工人。铁路、轮船、电业、烟草、印刷、火磨、油坊、机器、纺织等行业的工会占绝大多数，皮鞋工人、码头装卸工人都较集中。这里工人早有过工会组织，而且有反对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传统。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中心，有不少中国工人是从俄国回来的。所以工人对俄国革命，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那里工人的生活和地位，都有相当的了解。谈起话来都赞成“红党”②，阶级觉悟较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哈尔滨工人反抗情绪很大，大力给抗日军队捐献支援，不少人去参战。这些情况，说明东北工会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与有利条件。
可是工会干部十分缺乏，从本地工会中抽调一些党、团骨干，大都家庭负担很重。专职革命，仅可解决个人穿衣，吃、住，家庭无法照顾。我们曾从呼海铁路找了一位司机同志，他很愿出来做工会工作，能力也强。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子，靠他一人工作维持全家生活，没法出来。省委几次要求中央派干部来。
1933年初，工会干部得到加强。一月份，赵一曼同志从沈阳回来了。又调来王亚堂同志。从苏联回来一位同志，也分配到工会，和我同住道里斜文街一个白俄女人的房子，不久调走。到1933年6月，从上海调来了戴平万同志。这样，工会干部就有了五个人。下面把这几位同志介绍一下。
赵一曼同志是同老曹一同来到东北，她先在沈阳做女工工作，领导了烟草工会的罢工斗争。到哈尔滨后，做工会机关秘书工作，协助老曹和沈阳、吉东等地工会联系，担负哈尔滨总工会的女工工作，重点是老巴夺烟草厂的工作。1933年8月接替我兼任哈尔滨总工会的党团书记。在《东北烈士事迹选》所载《赵一曼》的文章中，有人说她“两次去海伦巡视工作，并与海伦县支部书记李辉，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孙玉久等一起组织队伍袭击当地日伪自卫团”。没有这回事，赵一曼同志并未去过海伦。
赵一曼同志，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人。赵一曼是到了抗日游击区的化名。她是一位很老练的革命同志，对各种人都有深刻的分析和认识，考虑问题细致，做事稳当，善于和特务斗争，有一次在沈阳，特务跟上她，转了几圈甩不掉，一曼同志走进妓女院，转了一圈把这个特务甩了。她对同志很关心，使人觉得和蔼可亲。在我生活困难时，做了鱼送给我吃。
王亚堂同志是山东人。老早是胶济铁路青岛总工厂的工人老党员，在青岛、大连都工作过。有很好的技术，还会修表。他来时带着爱人，爱人虽是家庭妇女，可住在机关，又担任交通工作。王亚堂同志以修表匠身份在偏脸子租了中国人的房子，上了户口，有合法身份。当时不带家，没有职业，上不了户口，中国人的房子不租给。我们这些单身人，没有合法职业，不好上户口，只有租白俄的房子住。中国警察署不查白俄人的户口。亚堂同志担任哈尔滨总工会组织部长，主要做中东铁路工人的工作。到1933年11月被省委派到汤原县担任县委书记，同时也以满洲总工会干部的身份做鹤岗煤矿工人的工作。以后再不了解他的情况，全国解放后，也未听到过他的下落。
戴平万同志，在上海一个大学教过书，是个文学家，出版过一本书。但无知识分子架子，能和工人接近，证明是多年工作的同志。他眼睛近视，为人平稳，不多言。在我们中间，叫他“老李”，担任哈尔滨总工会的宣传部长。我被捕前，他和我住在马家沟巴陵街白俄人的房子。当时他主要做皮鞋工会的工作。后来听王景侠同志讲，他在西八杂市，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位李波同志，很象戴平万，想是在我被捕之后，他住在这里的。全国解放后，从冯仲云同志那里了解到他以后调回上海，牺牲了。
我原是北平铁路大学学生。1931年暑假后失学，专做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到北京大学听哲学课。来东北后，一直做工会工作，有材料说我是道里区委书记，又说是道外区委书记，我没有担任过这些职务。1932年10月，大水退后，我担任哈总党团书记。1933年8月，担任满洲省总工会巡视员。一般同志不知我的真姓名，都叫我“山西王”，汪亚南是我被捕后的化名。
在这五位同志中，我是最年轻的，他们都大我七、八岁，老曹同志年龄最大。工作年限我最短，工会工作经历我最少。因我来的较早，担任了哈尔滨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有了这么些党龄较长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可以说哈尔滨总工会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
八、电车工会的组织和罢工
电车工会在哈尔滨总工会中会员最多，又有党、团员骨干，觉悟较高，组织较好。
电车工人的特点是青年学生多，受过业务和技术训练。电业局有个电工学校，至1932年上半年，已办了七期机长讲习所，每期四、五十人。很多失学和家境穷困的学生投考这个学校。结业后担任电车司机和车掌(售票员)。很多工人有追求革命的愿望，有些人看过苏联革命小说，抗日情绪高。他们在电车上经常受到日伪军、警、宪、特、官吏、白俄的欺凌打骂，又受电业局的剥削、压迫和污辱人格的搜身、罚款，开除制度的迫害。因此电车工人反抗性很强，以前就进行过各种斗争。日寇侵占哈尔滨时曾经罢工一天；为反对白俄打骂罢过工，1932年11月8日由于伪二旅团副殴打工人，又罢工两天。这是党、团、工会在这里开展工作较快的根本条件。到1933年初，党员有十几人，团员有二十多人，都建立了支部。工会会员更多，不好精确统计，因为每个党、团员也是工会会员，他们每个人又发展几个会员，这样大约有五十多人。还有些工人没有说明入会，但赞成工会的道理和组织。
我一到总工会，就给我介绍电车工人冯鼎铉，现名冯敛，冯仲云同志的侄子，共青团员，党把他派去考入电工学校学习三个月，毕业后在电车上当售票员。通过他认识了王景侠、王成栋(王知一)、郭士仁(郭革一)、马克亚、黄敏学、霍凌九、孙钟乐等同志，以后都入了党，成了党和工会的骨干。王景侠、王成栋都是工会领导人，还担任过党的支部书记。
1933年4月2日至4日，电车工人举行过一次大罢工，影响很大。因伪满宪兵王文昌殴打售票员张鸿渔，电业局不但不保护工人，反而责骂工人给他闯下祸。于是激起工人的愤怒，在党和工会领导下，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事件发生当天，由电车工会同志发动，提前收车，同时报告了总工会，我当时负责电车工会工作，报告了老曹同志。晚饭后，党、团、工会干部开了联席会，决定罢工，研究了罢工的组织、步骤、方法、条件。晚十点左右在马家沟总厂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到会约三百余人，一致通过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和纠察队。向电业局和第二宪兵队提出五条要求，大致是：(一)肇事祸首交工人处办；(二)给伤者抚恤金五十元，养病期间发给双薪；(三)医药费由宪兵队负担；(四)宪兵队要通过报纸公开向工人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对罢工工人不得给予任何处分。答复以上条件就复工。老曹、赵一曼和我，还有市委一位同志参加了这次罢工领导，主要是老曹同志领导。电业局在日寇和社会舆论压力下，急于平息这次罢工。他们采取了欺骗、威胁、再欺骗的办法，最后答应，一定照条件办。至此罢工两天，党组织决定复工，五日出车。复工后，除对伤者给以治疗，电业局向工人赔情道歉外，其余条件均未兑现。并且在复工后不久，电业局背弃诺言，开除了霍凌九、刘仁智、朱英、杨兆顺、鄢福昌、张凤祥等六人。
关于这次罢工详情，已有许多专门材料论述，这里不再细说，我谈一点个人对这次罢工的看法。
这次罢工的性质是针对日伪宪兵队和电业局的压迫，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意义很大，党中央很重视，在党内刊物《斗争》上论述过这次罢工。
这次罢工是正确的，领导、部署和组织也是好的。有些要求和口号，如“把肇事祸首交工人处办”，不切实际。就这次罢工来说，不能说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干扰。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特别在城市中，就是要充分利用合法斗争，反对日伪横行无忌，欺压人民。说“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东北殖民地，工农大众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的斗争权利”是不对的。如对坐电车不买票，日伪军警打人，资本家不发工资等类事件，工人起来反对，都是合法斗争。因为电业局没有规定坐车可以不买票，日伪法令上也没有规定劳动可以不发工资。日伪、资本家有些规定不合理，违背社会道德，不通人情，如对售票员接班要搜身，售票时间个人不能带钱，有钱就是贪污等，反对这类规定也是合法斗争。问题是我们没有充分运用合法斗争，更不善于运用合法斗争。如果说工人没有合法斗争权利，等于取消了工人的斗争。
“罢工的领导者寄希望于通过罢工这种手段，解决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制止反动势力对工人的迫害，这是完全不能实现的”，这种说法有些绝对化。事实证明，经过工人的斗争和罢工是能解决工人的一些切身利益，也能制止反动势力对工人的某种迫害。我们的罢工有胜利，也有部分胜利，就是证明。要说通过罢工解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确是完全不可能的。应该了解通过罢工斗争不仅可以暂时地解决工人一些当前的切身利益。而且通过罢工可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加深对敌人的认识，巩固工人的团结。当然领导罢工，不看工人的要求、觉悟和力量，不看客观形势，贸然行事或者不论大小事都发动罢工，这才是“左”的领导。至于在罢工后，警察厅通过特务、叛徒摸清电车厂党团及赤色工会组织的底细，进行了三次大逮捕，不能归咎于这次罢工。问题在于：一是我们平时秘密工作做得不好，罢工前后，组织都有所暴露。二是总工会参加这次领导的人太多，没有放手发挥电车工会的作用，使人们注意到罢工领导者和总工会的联系。三是我们的讲话，提口号有些问题。四是叛徒的出卖，这是难防的，1934年的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五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越来越严酷。整个社会的几次大逮捕，溥仪登基时把很多与我党无关系的要员、青年学生也逮捕了，以后几乎每年都在大城市搞一次大清查、大逮捕，都不是我们发动罢工引起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我们应该而且需要进行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
我们认为这次罢工是取得一定胜利的，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我们复工也是在电业局答复了条件，并实现了某些条件之后，缺点是在开除了六名罢工骨干以后，没有采取适当的斗争方法，继续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继续实现要求，反而采取了党团员集资，成立“聚兴号”，解决被开除工人生活的办法。这不仅不是和电业局斗争，也起不了教育工人的作用。
通过这次罢工，看出了我们电业工会的弱点：在车掌中，在青年工人中基础是好的；在司机中，在较老的工人中，力量是薄弱的。这是在开除工人后难以再发动斗争的一个原因。
九、中东铁路工人
中东铁路工人最多，中国工人就有万余，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据历史材料记载，中国工人最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中东铁路工人。在1907年，举行过几十次罢工，全路性罢工有四次。当时这个铁路是中俄合办，路局各个机构正职是俄国人，副职是中国人，中国职员由东北军阀任命。工人也几乎是中俄各半，技术工人俄国人居多。中国工人有的参加过俄国工人的职工会，也组织过自己的工会。这种状况，使中国工人对俄国革命有了具体了解。这里一直是东北党工作的重点，也是工会工作的重点。
由于中东铁路事件，裁减了中苏工人，雇用了大量白俄。事件结束后，中东铁路局决定，在事件发生后裁去的职工一律复工，雇用的职工一律停职。苏联职工复了工，中国工人一部分复了工，还有一部分失了业(以后还裁减过中国工人)。当时在中东铁路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突出的是复工问题。中国工人待遇和苏联工人一样，工资按卢布算，高于当时哈尔滨其它行业工人工资一倍到两倍。工作时间八小时，老一些的技术工人厂方给宿舍，冬天还发烧火木柴。工人感到有这碗饭不容易，所以在经济上没有大的要求。
我到了哈总，北杨同志给我介绍了三位同志。一是被裁减的老工人，姓黄，江苏人，曾参加过“复工团”。他家在偏脸子头道街住，有老母、妻、子，对工会很热情，周围联系许多失业工人，他们找铁路局要求复工，未得到解决。我和老曹同志多次去他家研究失业工人复工问题。另一个是跑车工人，他是跑东路哈尔滨到绥芬河的，姓张，山东人，家在南岗铁路图书馆旁边住。再一个是总工厂的电焊工，住在三十六棚。我们通过这三位同志开展工会工作，也可以说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总工厂、机务段和失业工人。当然还有党支部在工作，我们是不发生横的关系的。
北杨还向我介绍一个姓高的，大概就是高诚儒，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1932年暑期毕业了，正在铁路上实习，做司机。跑西线，住在松花江街。北杨告诉我，他曾是党员，因失掉关系，党已不和他联系了。
中东铁路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工作这样薄弱?工会就这么几个关系?我分析：党在这里的工作几起几落，领导人不断变动，没有建立巩固的组织基础；黄色工会——事业维持会和官办工会——华工事务所力量较大，我党的领导人员中曾有过托派，也有过“左”的作法，不少工人分不清这些是非。由于这些原因，和工人们谈起来是赞成共产党，赞成组织工会，愿和我们接近，但是不贸然参加组织。
我们确定在中东铁路的工作方针是组织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扩大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组织失业工人复工，准备长期斗争。我反复向工人讲，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统治中东铁路，我们不反日，自身利益不保，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亡国奴的地位不能变。要想尽办法进行反日斗争，支援抗日游击队。我和老曹在这里活动半年，以后就把这个重要工作交给王亚堂同志了。
十、工会各种反日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有三个群众组织：工会、反日会和互济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只在各种工人中建立；反日会是广泛组织各阶层进步群众，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互济会是组织发展者和同情革命的人士，对被捕的同志进行营救和救济。这三个组织在大的活动方面经常在市委领导下统一行动。例如，1933年“红五月”活动，我们就开展过联席会议，决定我们的纪念活动。
我们工会反满抗日的宣传和斗争，大体做过以下几项工作：抓住日伪压迫残害人民的重要事件或革命纪念节日进行宣传教育，撒传单、贴标语、发告工人或同胞书，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抗日。如五一节、十月革命节，日寇“二·五”占领哈尔滨、“九·一八”事变，电车工人罢工等，我们组织工人自刻腊版，自己油印、传送、散发宣传品。电车工人郭革一（士仁)同志的家就是我们工会印刷宣传品的机关之一。1933年4月，在哈尔滨火车站伪满纪念碑上，用油漆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的大标语，旅客一出车站，就映入眼帘，真是振奋人心，气坏了鬼子，日本鬼子洗也洗不掉，只好罩上白布。这件事，。我记得是皮鞋工人搞的。大事记中讲，是中东铁路工人柴好和电车工人杨兆顺写的。总之，工会是做了这件事的。
还有飞行集会。在人多的地方，如道外北市场，王麻子膏药铺等地利用中午十二点响笛为号，几个同志伪装顾客将传单向空中撒去，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就在人群中散去了。我们组织电车工人、皮鞋工人做过几次。这是一种“左”倾做法，我在北市场也做过，不起好作用，反而暴露了自己。
其次，募捐运动，目的也是通过这种方法宣传抗日，募捐的财物经过党组织送给了抗日游击队，以后又发起“募捐一架飞机送给工农红军”的活动。又以反日会的名义印了很多募捐册，发给会员募捐，多少不限，每人三分、五分、一角、两角也可。通过这种方式宣传抗日，发展反日会员。
第三、动员工人参加抗日游击队，这是党指示要增加抗日部队的无产阶级成分。经我手送去五人。我的被捕也是正在组织皮鞋工人参加游击队时发生的。
但是这些活动在“左”倾路线的领导和影响下，有“左”的口号，如“武装保卫苏联”、“反对日寇进攻苏联”、“成立苏维埃红军”等；“左”的作法，如飞行集会；活动范围过狭，如反日会多在工人学生中发展，没有在各阶层群众中如教员、商人，甚至伪职员、军士、警察中建立抗日组织，更不善于利用合法的组织进行合法的斗争。
十一、其他工会组织
哈尔滨工人多而且集中，有优于其他地方工人的思想条件和社会条件。在1932年至1933年日寇向东北进攻和掠夺，伪满政权残酷镇压下，不少工厂倒闭收缩，工人失业增多，生活日益困苦，工人自发起来斗争的很多。我们哈尔滨总工会在各种工人中都有会员，大多数产业都有工会或工会小组。可惜我们工会干部太少，没有利用这个时机把各种工会组织建立起来，扩大起来，巩固起来。这里作为工运资料只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工会组织情况。
前面已讲了印刷厂有工会，是一个厂一个厂的工会小组，未建立起统一的印刷工会。电车工人有较大的工会，中东铁路工人建立三个工会小组，还有些个别会员关系，共二十余人。
老巴夺烟草厂有工会组织，这里由赵一曼同志领导。这个厂对工人剥削残酷，用了许多童工、女工，工资微薄，出厂搜身，上工有时关门早，不许工人进去，反说迟到，扣发工资，不时打骂。日寇占领哈尔滨后，厂方借口营业减少，开除了许多工人。这里组织过罢工斗争。
皮鞋工会，也是比较大的工会，哈尔滨皮鞋工厂很多，有三十多家，最大的有百十人，小的有十几人。皮鞋工人都是“包件子”，就是计件工资，每件定的工价很低，所以工人为了生活，就得拚命干，工人很苦很累。我们在大的几个皮鞋厂都有工会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人至十余人。个别小的工厂有会员，总人数有五十多。皮鞋工人多是山东人，虽然厂子分散，但是老乡拉老乡就联系起来了。我在工会工作，开头、结尾都和皮鞋工人接触过，长期工作是“老李”同志负责。
码头装卸工人很多，一般叫“扛大个”。他们是计件工资，病伤不管，劳动不定时，实际上是临时劳力工。劳动紧张危险，生活无保障。他们居住分散，但在松花江边和小饭摊上经常能找到他们，交谈容易。我在这里认识了十余名朋友，很赞成组织工会。这里算有我们的工会关系。
哈尔滨松花江上有三十多条轮船，船员工人有七、八百人。过去有我们的工会会员，这段没来得及联系和组织。
在造船厂，祥泰铁工厂，八区火磨和手工业铜匠铺都有工会小组。在毛织厂早有工会，老范同志回去以后，联系很少。
介绍这些情况，说明当时在各种工人中有工会小组或少数、个别会员。而我们的工作只抓了几个大的工厂和几起罢工斗争，没有普遍开展起来。
十二、省委对工会的领导
我去哈尔滨时，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正决定调回上海，我未见过。代替他工作的我们叫“老魏”(魏抱一)。解放后叫李实，在湖北省担任教育厅长。1933年9月，中央把老魏同志调走，任命从苏联回来的李耀奎同志担任书记，同年十月被捕，再未听说谁来担任书记。在省委委员中分管工会工作的先是北杨，后是老曹。省委对工会工作是很重视的，老魏让我作为哈尔滨总工会负责人，参加过两次省委会议，李耀奎同志参加过我们工会会议，在干部上，尽力给工会调配。
从工会指示看，省委注意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新情况领导工人罢工，但未摆脱“左”倾路线，强调国际路线，中央路线，热衷于组织斗争罢工，说满洲不能特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目的是武装进攻苏联，东北党应号召工人反对日本进攻苏联等。中央对满洲省有过一个“一·二六”来信，指示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关门主义等，但是具体做法仍无大变化。
李耀奎同志来后，说工会保守，步子不大，要看到东北人民抗日的高昂情绪，发动全满洲工人，发展抗日斗争，要建立满洲总工会，加强对全满洲的工人领导，但是没有总结过去工作，确定新的工作方法。
十三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成立
成立满洲省总工会，酝酿较久。老曹同志从全国总工会派来领导满洲职工运动，半年多了，还只是领导哈尔滨总工会工作。几次和我们谈论成立满洲总工会问题，省委也认为很需要。因为各地职工运动，归当地党委领导，既无专人负责，又无统一步调，所以应把满洲省的工会工作统一领导起来。在省委会议上研究时，认为条件不具备，几个大城市大铁路尚未全建立起工会，有工会的地方，情况了解不多，也无联系。可先成立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了解各地区的工会情况，建立联系，进行领导，待有了一定基础，再成立满洲总工会。
当时满洲工会工作得不到全总的指示，经费很困难，也得不到支援，干部也派不来。老曹同志写信，提过意见，全总感到路远，交通不便，指示我们和太平洋职工秘书处联系，就近接受那里领导。太平洋秘书处设在苏联海参崴，领导太平洋地区的职工运动。关系接通后，给我们来过几次指示。还给过我们经费。这里插个故事，老曹给了我一张十元的美金，让我去兑换哈洋。道里有兑换所，我没见过美金，也不懂这里面的问题。去兑换时，对方很注意我，审视了一阵，最后还是兑换了。事后了解这是一件引起敌人注意的事情。我们满洲总工会的工作报告，既送全总，又报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太平洋职工秘书处，也来信要我们成立满洲总工会。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是八月间成立的，在南岗开的会，首先研究了机构和分工。老曹同志担任满总书记，赵一曼同志担任组织部部长，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书记，戴平万同志担任宣传部长，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的宣传部长。我担任满洲总工会巡视员，到各地了解联系，组织工会。王亚堂同志是满总委员，派去汤原县，是满总驻汤原代表，首先组织鹤岗矿山工会，省委还任命他为汤原县委书记。这实际上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老曹直接领导哈尔滨的大的斗争和大的工会。满总筹备会还研究了从电车工会中，提拔一些工会干部脱产出来工作。先调出王景侠和黄敏学。王景侠到哈尔滨总工会，黄敏学到长春。
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研究过召开代表大会和正式成立满洲总工会问题。第一步摸清各地的工会组织、会员人数、工人要求、斗争情况；第二步，定代表名额，推选代表；第三步，召开代表大会，制定满洲工会工作纲领，正式成立满洲总工会。这只是研究了个计划，开始了第一步工作。1934年，总工会领导人有的被捕了，有的转移到别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十四、两次巡视呼海铁路
我担任满洲总工会巡视员后，在1932年10月、11月，去过呼海铁路两次，走了二十多天。所谓巡视工作，和今天视察或考察工作的任务差不多。了解所去地方的工作情况，开辟工作或帮助解决问题。我去呼海铁路之前，北杨同志以党的巡视员去过，他向我介绍了各站的关系。
呼海铁路，是以呼兰县松浦为起点，海沧县为终点，实际上，哈尔滨道外对岸的马家船口是起点。大站有呼兰、绥化和海伦，其余是中小站。我两次去呼海铁路都是从马家船口上车。第一次去了绥化和海伦，回来向老曹同志作了汇报。第二次除呼兰外，各站都去了，在一些中小站各往了两三天，如石人城、四方台、张维屯等。
呼海铁路党的基础较好，每一大中站都有我们的党员。党员有担任站长的(四方台)，副站长的(石人城、张维屯)，有担任车长(绥化)的，有的是扳道工人和装卸工人。党员都做工会工作，也是工会会员，在马家船口、四方台、张维屯、海伦这几个车站都有工会小组。我去了，同志们十分热情，急于了解国家情况和工会任务。马家船口有个乘务员，姓孙，名字记不得了，脸上有麻子，工作很负责。两次去呼海铁路，都是他带我上车。在石人城，工人给我找了个农民家，晚上开会，我给他们谈全国反日的形势，东北抗日的情况，以及我们工人的任务，他们很高兴。他们还把几个农民也发展为工会会员，参加了会议。在海伦车站，有个扳道工人叫朱玉珍，年纪大，工人都叫他“朱大爷”，他是“青红帮”的，还是里边个头头，很讲义气。在工人中有威信，是这个车站的工会组长。我去了，他对人讲，他和我父亲是老朋友，我专来看他。我住在他家，接触了很多的工人。他担任工会组长的好处是能联系很多人，缺点还是以“家里”长辈的态度对待工人，不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到其他站，便以同学关系和站长车长相见，也住在他们家，一路很好掩护。在张维屯有我们两个工会小组，一是装卸工人，一是车务段工人。呼兰县也有工会小组，但我未能去。
日寇为了保证军事运输，扩大侵略，十分重视铁路沿线的统治。大站驻军，沿线搞“爱路村”，不时派去售货车，装载各种货物，到各站去卖，收买人心。足见铁路工会工作的重要，既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又保证党的通讯交通。我把各站的工会联系以后，满总认为已有条件建立呼海铁路工会。
在巡视呼海铁路时还和海伦县党的组织发生了关系。北杨为了我在海伦好存身．给我介绍了雷严同志（也叫李耀)，他是满族人，原在齐齐哈尔省立中学读书，“九·一八”后失学，参加了抗日活动，入了党，后来牺牲了。雷严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孙余九，他正在一个山林队为抗日游击队的工作进行改组。孙的爱人和孩子住在雷严同志的家里。
十五、海克铁路土木工人斗争
1933年12月初，有大批修海克铁路(海伦至克山)路基的土木工人，来到哈尔滨向日本资本家“大仓组”要工资，住在道外五至七道街客栈。我正从呼海铁路巡视回来，老曹同志分配我领导这场斗争，王景侠同志也参加了。
日寇占领东北之后，抓紧修建铁路。因为这是它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而海克铁路则是它首先建筑的铁路之一。铁路的土建路基包给了日本资本家“大仓组”，工人叫它“大柜”。日本资本家又包给许多中国把头，工人叫“二柜”。这些把头在春天到关内唐山一带，招骗上千工人、农民(大部分是农民)来这里修路，讲明工资每天一元，包管路费、劳动用具。农民算计一下，干上一年，还能剩些钱回来，于是报了名。这些把头在日寇的保护下，把工人装进闷罐车，拉到海伦至北安一线，强迫劳动，并有日军监视。锹，镐、箩筐都在工人工资内扣除，背弃原来讲明的条件，干了半年多，只发过几次两三元的零用钱，不发工资。工人还不断受日军的打骂，中途有跑的。上冻收工，“二柜"说“大柜”不给工资，骗工人来哈尔滨找“大仓组”(“大仓组”在道外八道街有办事处)。我和王景侠到客栈见到工人，问清情况，告诉他们如何斗争。这些农民工人，不同于鹤岗煤矿工人，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对我还有怀疑，把我当做经纪一类的人，说什么“你给我们要下工资，给你分一份”。经过再三讲解，他们懂得了工会的道理。我还说，要工资应工人团结起来自己要，不能靠别人。我们组织了代表会，让他们找“大仓组”要工资。工人们包围“大仓组”两次。柜上说大仓到大连去了，他不在没有人主事。斗争时老曹和我都到了“大仓组”附近。随后我们知道“大仓组”和把头们串通起来，二柜把头们得到了钱，而日本资本家跑了。我们发动几十个工人到日本领事馆，要领事馆把大仓叫回来，给工人发工资。
对于这件事，我还通过《滨江时报》一个记者，党员写了一个稿子，把“大仓组”不给工人发工资情况登在《滨江时报》上。社会上的人都气愤这件事。
我在领导这场斗争时被捕了，以后的结果不知道。王景侠同志后来告诉我。“工人得了很少的钱，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都回家了。”这是日寇残酷剥削、欺压工人的罪行之一。
十六、同皮鞋工人一起被捕
1934年1月份，我领导海克铁路土木工人斗争，戴平万同志领导皮鞋工会，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组织皮鞋工人到抗日游击队去；二是在皮鞋工人中进行“募捐一架飞机给红军”的活动。这些工人住在道外升平街路南一个三楼层上，睡在楼板上，一层楼是客栈。这个楼对面是道外警察署派出所。
皮鞋工人中有一个人，想当便衣特务，已和道外警察署联系了，要他立个功就用他。他对我们皮鞋工会有所觉察，在十几天前，这个人到工会会员住地(即升平街)串门，躺在工人铺上假装睡着。我们几个会员粗心大意，议论去游击队的事。张启天同志认为这人并未睡实，可能听到此事，戴平万同志将此事报告给满洲总工会，决定通知皮鞋工人立即搬家，过了一周，没有出什么事，大家又以为这人没有听到，就麻痹大意，也不再打算搬家。
我和戴平万同志住在马家沟巴陵街，工作对象虽然不同，可都在道外，我也去过皮鞋工人的住处。1月16日下午，我要到土木工人处工作，戴平万说，他约定这天中午和皮鞋工人接头送宣传品，因为没有别的事让我替他捎去，他就不去了。实际上。皮鞋工人十五日晚上就被逮捕了，共捕去七个人。侦辑队知道有人和他们联系，便躲藏在工人住处，楼下客栈和对面警察所。我去时，也就被逮捕了。这件事的发生，一是麻痹，二是我们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
十七、结 语
1932年和1933年，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省会和铁路沿线，继续向东北进攻、侵略，人民横遭残杀，到处掀起武装斗争。哈尔滨工人的罢工斗争接连不断，我们领导的大罢工运动就有四起。哈尔滨总工会由小到大，以至有了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使哈尔滨总工会组织有了向前发展的基础。
但是当时工作还有许多问题：工会领导没有深入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长期的战略和策略，只是急于组织斗争罢工。在斗争、罢工之后，忽视了建立和巩固工会组织和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以备在敌人残酷统治和困难时期工会仍然能存在下去坚持斗争。
在工会组织上，尽看到东北斗争的蓬勃发展形势，忽视了在敌占城市工作的特点，没有让干部争取合法地位，结交社会朋友，长期隐蔽下去，使广大工人运动不脱离党的领导。在工作中缺乏秘密工作经验，忽视秘密工作的原则，致使敌人破坏一点、牵扯一大片，造成1934年的大破坏，使工会失去领导，组织活动自然停顿。再一个缺点就是不善于利用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扩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抗日斗争。当时如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相信满洲的工人运动、抗日斗争，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王守贤同志1932年7月来东北，1933年曾在满洲总工会工作。参与领导了闻名全国的电车队、皮鞋工人罢工运动，1934年被捕入狱，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涯。解放后，王老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山西省政治学会会长，山西省伦理学会名誉会长。本文是他最近撰写的关于工人运动的回忆录，转载于《黑龙江工运史料》。)
